快三大发-快三大发

书写赶考路上的“为民答卷”******

　　悠悠万事，民生为大。新征程上，党员干部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置顶在心，与群众风雨同舟、心心相映、携手赶考，将铮铮誓言转化为实际行动，将热爱之情融入为民事业，以“我将无我”的情怀不懈拼搏，执笔书写“为民答卷”，在赶考之路上为民生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
　　与群众风雨同舟，“凝心聚力”向前行。实践证明，扎根群众、依靠人民，才能汇聚起无往不胜之力。赶考之路上，党员干部要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携手共进，将群众的力量凝聚起来，深深扎根人民、紧紧依靠人民，以党群一心、共同奋战去战胜艰难险阻，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就。心在一起就是无往不胜的力量，行动“同频共振”就是一往无前之势能。情感上“心心相映”，党员干部要和群众同乐同忧、感同身受；方向上“你我共进”，党员干部要和群众同向同心、奋进同行，团结成一块无坚不摧的“钢铁”，一同面对赶考路上的风浪，以无惧难、不怕险的昂扬精气神克难制胜。

　　与群众心心相映，“枝叶关情”常相伴。党员干部要躬身向下、鞋沾泥土，涵养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的奉献情怀，把人民群众的点滴小事置顶在心，以真抓实干的作风细致妥帖地办好群众事。党员干部要有行动上的自觉，什么事都争先干，什么困难都抢先上，在工作中未有一刻懈怠，坚决扛起岗位职责，以“我必行之”的状态回应民之所需、民之所盼。党员干部在为民工作上要用心用情，不断提升为民服务的能力本领，在深入调研中了解民情民意，把对事业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，在和群众打成一片中拉近和群众之间的距离，在为群众排忧解难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。

　　与群众携手赶考，“笃行不怠”在路上。党员干部要以“笃行不怠”的姿态接续为民奋斗，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，和群众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携手共赴美好未来，踏平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、大风大浪，以“越是艰险越向前”的韧劲克难制胜，把敬业奉献的态度写在工作岗位上，将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的根本宗旨融入到实际行动中，以“接地气”的工作方法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点赞，与群众常坐板凳话家常，与群众同坐炕头谈心事，当好传递温暖、雪中送炭的朋友，让人民群众感受到诚恳与关切，强化“时时放不下”的责任感，提升为民服务成效。（杨佳佳）

钱钟书杨绛印象记******

　　邓国治

　　说真的，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，我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、杨绛夫妇。没想到，才得进门，钱老便先申明：“你们作为朋友来访，我这里当然欢迎；若是为的新闻采访，那么，恕不接待。”

　　我只好换掉了身份，从记者变成读者。其实，首先还是读者，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，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。

　　正好杨绛也在家。读过她的《干校六记》，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、幽默的印象，待得见面，却是位恬静、温柔的女学者。几十年风尘仆仆，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。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，随即笑说：“一听说记者，我先是吓一跳。后见他们来意甚善，这才没有用‘太极拳’的方式……”“太极拳”者，是指拳中的“推”式——拒而不纳也。

　　钱老说：“我不愿意宣传。我今年70多岁了，我只想抓紧时间，多做一点事。宣传，只能给我帮倒忙。《围城》出版后，报纸上一登，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、来信的，向我要书……”

　　《围城》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，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，此后暌违30载，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，印数13万册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；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。除了国内出版的，和香港有它的“盗印”本外，译成外文的，便有英、俄、日、德等国文字。《围城》影响可谓大矣。

　　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，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，著名的《唐•吉诃德》、《吉尔•布拉斯》等都是她翻译的。近年来，开始转向写小说、散文，她诙谐地说：“这两年，眼睛花了，懒得看小字、查字典，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——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，实际上是不务正业！”——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。

　　这一“不务正业”，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。《干校六记》由三联书店出版了，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《杨绛小说散文选》。她的文字，情真意真，读来十分亲切；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，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、勒萨日等人的文章。尽管钱老在他为《干校六记》所作的小引里说到“《浮生六记》——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。”《干校六记》还是让人想到了《浮生六记》，也想到了《项脊轩志》、《泷冈阡表》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。尽管时代不同，内容各别，但一个“真”字却是共同的，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。看似身边琐事，细小，甚至是絮絮道来，但由于这一“真”字，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，反而像置身其中，与主人翁共同欢乐，共同叹息，共同着急。我喜欢杨绛的文章，我想，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“真”字上。

　　“文如其人”，钱老夫妇待人接物，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——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。虽是初次见面，但不大功夫，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，很真诚。听说我喜欢书画，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，讲给我听。杨绛已逾古稀，比我年长整整一倍，而她对我们说话，就像同朋友一样，真切而随便，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。钱老也如是，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，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，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，指点着给我们看：“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。喏，你们看，他这里还责备我，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，现在却做不到了。他说这很让他失望……”

　　其实，这是错怪了钱老。人的精力、时间毕竟有限，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、助手，而近年来会议、头衔的有增无减，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。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，什么“吴敬梓研究会”、“水浒研究会”，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……他说：“现在我什么‘会’也不想参加，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，写一点东西。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，我也不想去，都婉谢了……”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“考察”风，和争头衔、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，我感到，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！

　　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，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！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，精通多门外语——他只是自谦地说：“那时要考学位，除主攻一门外文外，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。”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。而其实，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。尤为难得的是，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，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。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《管锥编》，就是他对《周易正义》、《毛诗正义》、《史记会注考证》、《老子王弼注》、《列子张湛注》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，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。这里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、德、法、意、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，不论是纵是横，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。

　　而钱钟书先生，除了融汇古今，博通中外，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，有深厚的艺术修养。杨绛，则与其说是贤内助，不如说首先是同志，是志同道合的伴侣。

　　因为是“印象”，因为钱、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，所以，我只是想到哪里，写到哪里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，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。而且，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。但，心里有些印象，不写总觉得不舒坦——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。姑存于此，且待骂声。

　　(1982年7月)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